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，看热闹的场面就更多了。还记得张乐平画三毛在地上寻找一根丢失的针，竟围来了大批人看究竟，开始是一个两个，最后是一大群；当你行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，哪里有邻里吵架、偷鸡摸狗之类的事发生，那里一定有人群围观，那怕是歹徒行凶，小偷动手，该围观的照样围观。不难看出，＂看热闹”也是道德和社会风尚层面的一种反映。
  如此种种，我们不免要问一问，为什么中国人爱看热闹？我想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原因：
  一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空间不大。这空间首先是物理的，其次是心理的。设想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度，三、四公里不见几户人家，想热闹也热闹不起来。空间一小，上了街恨不得裤裆里都能挤上人，别人的事情你不想关心，也会爬到你耳朵里去，久而久之也热衷于去打听了；
  其二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国民性决定的。我们人人都习惯于归属一个“单位”，骨子里有一种“被管”的习性，逢人可以先不问姓名，单位不可不问，甚至一天没人管，心里空落落的。久而久之养成一种等待安排的习惯，独立思维和行动少了许多，觉得凡事都有人来管，别人身上发生的事亦自有人去管，我只需看看就行了。所以，国人的看热闹并不是为了作什么社会调查，也不是为了帮助解决矛盾，而是单纯的“看”，谓之“隔岸观火”是也；
  三是传统伦理中缺乏对个体尊严的尊重。看热闹的本质是围观者侵蚀被围观者的尊严，是一种更大范围的隐私大暴露。即便是死刑犯，也应该具有在他生命最后一刻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尊严，对待社会中的一般人就更应该如此了。
  作为在市政府办公楼上班的这些人，他们本不该在这里看热闹的，而是应该主动出去劝说外面的那些人离开。但是他们没有，完全是一种置身事外的态度，仅仅是在这里看热闹罢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心里才会对这些人不客气。
  我出了市政府的大楼，眼前是一大片乱哄哄的人群......
  市政府办公大楼的外面，黑压压的一片人。他们三个一群、四个一伍地在政府大楼的外边集聚着。我出去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曾注意到我。
  我看着眼前的这种状况，心里暗暗着急。其实这些人有组织的话反倒好些，像这样乱哄哄的，很可能他们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，这样的话做起工作来难度就更大了。
  我侧身去对秘书小徐说了一句：“去给我搬一张凳子来。快点。”
  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，还是很快地跑进去了。不一会儿他就搬了一张木凳来，我皱了一下眉，不过还是随即就站到了这张木凳上去。
  当我站到木凳上的时候，我前面的这些人才注意到了我，他们即刻就在看着我，然后就有人在议论，“这就是冯市长吧？”
  我朝他们微笑了一下，随即就去扫视了眼前这一片黑压压的人群。市政府外边的空地上全部是人，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手上少了一样工具。而就在这时候秘书小徐就给我拿来了一个手持喇叭，我嘉许地看了他一眼，随即打开手上喇叭的音乐......所有的人顿时就朝正站在木凳上的我看了过来。
  我开始朝着这些人讲话，“工人同志们，我是上江市的代市长冯笑。我知道大家到市政府来反映问题，肯定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。我也非常的愿意和工人同志们在一起好好交流意见。
  但是在这样的地方人太多了，不便于我们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交谈，所以我恳请大家推选出十到二十位代表出来，让这些你们推举出来的代表来和我一起交谈。可以吗？”
  这时候有人就说了，“我们就在这里谈！”
  随即就有人附和了。眼前又是一片混乱，而且吵吵嚷嚷成立一片。我看着下面的人这样乱糟糟的，大约过了一分钟后我才再次开始喊话，“请大家安静一下，请大家安静一下！你们看看这样的情况，我们怎么谈事情？所以，我希望大家推选出代表来，推选出你们信得过的代表来和我们交谈。这样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。”
  还是有人在大叫，“不行，只能在这里。没有人能够代表我们全部。”
  我看不清楚声音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，在闹嚷嚷的人群中根本就无法挺清楚声音的来源，而且还有不少的人在附和。我顿时意识到在这样的地方不能像这样继续下去了，如果再像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场面很可能就会失控，而且也会因此影响到我的威信。
  我即刻再次开始喊话，“工人同志们，请大家安静一下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是带着百分之百。千分之千的诚意来和大家交流的，但是这样的地方我们根本就无法交谈。
  我们市政府的办公室容纳不下这么多的人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听从我的建议，选出你们信任的人来和我们商讨一切问题。我们市政府和各位工人同志的目的是一样的，就是要解决问题。
  所以我们大家都要理性一些。这样吧，大家先讨论一下究竟推出哪些人合适，现在我们的会议室已经打开了，我先进去等大家推出的代表进来。”
  随即，我就从木凳上跨了下来，然后直接地就进入到了政府大楼里面。在我进入到政府大楼的这个过程中，人群一片寂静。可是当我进入到里面后就听到外面再次喧闹起来。
  我没有停住脚步，继续地往里面走。随即就看到了吴市长，他在朝着我苦笑。我对他说了一句：“我们先去我办公室。”然后就直接朝楼上走去。
  我是不想在这样的地方与他讲得太多。
  到了我的办公室后，我这才即刻地问他道：“吴市长，你觉得这件事情怎么处理为好？”